全國政協委員部分提案

全國政協常委夏先鵬：進一步構建符合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

全國政協常委夏先鵬建議，進一步構建符合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

夏先鵬認為，知識產權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其活躍運用既是創新驅動的必然結果，也是市場競爭的必然選擇。近年來，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不斷得到運用和發展，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企業缺乏以非訴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意識、我國商事調解面臨體制機制障礙、仲裁和調解機構培育不夠等不足。

為此，夏先鵬建議，一是樹立“糾紛高效解決就是生產力”的新認知，將解紛機制深度嵌入生產力發展脈絡來謀劃、落實，把調解成功率納入新質生產力發展評價體系，推動形成多元調解促產業合作的糾紛解決新模式。二是強化調解矩陣升級，通過以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技術賦能智慧解紛、設立產業嵌入式仲裁中心、成立類似中國半導體知識產權聯盟基金的行業性風險共濟基金等方式，打造高效解紛新機制。三是深化協同保護機制，由國家知識產權局聯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部門共同制定多元解紛路徑圖，讓解紛各環節緊密銜接；同時，強化各類解紛平臺融合互促，推動符合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的知識產權治理體系迭代升級，降低創新活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塑造有利于技術創新、要素聚合的新生態。（來源：東南網-福建日報，記者：蘇依婕）

洪明基委員：加快推進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示范區建設

2025年全國兩會正在召開，全國政協委員、合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洪明基告訴記者，知識產權已然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核心要素，其保護水平直接關聯著國家和地區的創新能力與經濟競爭力。因此，建議推進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示范區建設，這對于提升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整體效能、營造良好創新環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洪明基介紹，在調研中發現，目前知識產權存在組織保障不足、統籌協調機制不完善、海外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薄弱等問題，因此，建議從五個層面著手改善。

首先，強化組織保障，確保建設任務落實。加大財政投入。積極響應國家知識產權局等九部門印發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工程實施方案》，設立知識產權保護示范區建設專項資金，確保資金規模與示范區建設需求相匹配。

加強人才培養與引進。依據國家相關人才政策，制定知識產權專業人才培養計劃，與高校、科研機構合作開展專業培訓課程，培養一批既懂法律又熟悉知識產權業務的復合型人才。

其次，完善統籌協調機制，加強行政保護力度。明確職責分工，加強部門協同，制定詳細的知識產權保護部門職責清單，明確各部門在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等環節的具體職責。

建立跨區域協作機制。搭建全國統一的知識產權跨區域協作平臺，實現案件信息共享、取證協作和執法聯動。制定跨區域協作規范和流程，明確各方權利和義務，確保協作順暢。

第三，創新審判機制，提供可推廣經驗。構建“數智快審”體系。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建立知識產權“數智快審”平臺。深化“數智巡回”審判。結合“互聯網+”技術，深化知識產權“數智巡回”審判機制。打造“數智案例”平臺。整合全國知識產權案例資源，建立“數智案例”平臺。

完善檢察工作機制與“三合一”審判。進一步完善“五的N次方”知識產權檢察工作機制，加強檢察機關對知識產權案件的法律監督。深入推進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審判機制改革，統一審判標準，提高審判專業化水平。

第四，強化全鏈條保護，優化創新發展生態。建立公檢法“案件臺賬+中期會商+協作研判+訴訟糾紛一體化解決”工作機制。公檢法三部門建立統一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統，實現案件臺賬共享。

健全多元調解機制。完善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人民調解有機銜接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調解機制。加大對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投入，完善平臺功能，提供知識產權申請、檢索分析、評估交易、維權援助等一站式服務。

最后，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加強海外糾紛應對。完善海外服務資源供給，整合國內優質知識產權服務資源，建立海外知識產權服務資源庫，鼓勵國內知識產權服務機構與國際知名機構合作，拓展海外業務。

建立快速響應和聯合指導機制，建立國家、省、市三級海外知識產權糾紛快速響應和聯合指導機制。加強政府部門、行業協會、企業和知識產權服務機構之間的協同配合，形成應對海外知識產權糾紛的合力。（來源：證券日報網，記者：桂小筍）

張頤武委員：加快推動版權保護立法入刑進程，建議平臺主動進行版權保護治理

3月5日上午，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開幕會。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常委、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向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表示，建議著力保護文化產業版權。

近年來，我國出臺相關政策法規，致力于建立健全版權保護制度，但盜版手段也在不斷升級，盜版問題愈演愈烈。張頤武認為，這危害全社會版權保護意識及青少年健康成長，也對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造成惡劣影響。

對此，他建議加快推動版權保護立法入刑的進程，完善侵權認定標準與刑事追責程序，建立快速響應執法機制，為文化產業有序發展提供法治保障。另外，他希望加強全民反盜版宣傳，并推動形成反盜版綜合治理機制，全鏈條“快準狠”打擊盜版。

整治盜版是一項跨行業、持久性的系統工程。張頤武建議，建立由中宣部統籌協調，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家版權局、工信部、中央網信辦、公安部、司法部門協同聯動的六部委綜合治理機制，從平臺壓實主體責任、盜版小網站斷網關站、切斷盜版資源分享傳播渠道等全鏈條，構建無死角的綜合治理體系。

面對當下量大面廣的盜版行為，他表示，在實操上，建議“抓大放小”，優先重點打擊高流量、廣傳播的典型違規主體，形成“查處一案、震懾一片”的治理效應。

另外，要督促長、短平臺壓實平臺主體責任，拒絕“避風港”原則，做到“誰的平臺誰負責”，要求平臺主動進行版權保護治理，采取過濾攔截等有效措施，主動防控盜版內容的出現。同時，及時處理相關投訴，采取更加嚴厲的措施處理重復侵權賬號。（來源：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韋英姿）

陳槐委員：加快科研誠信立法 切斷論文 “黑灰產業鏈”

3月5日，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四川省直工委副主委、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所長陳槐接受封面新聞記者專訪表示，應推進科研誠信立法進程，切斷論文 “黑灰產業鏈”。

現狀：學術造假第三方游離于懲處之外 “論文工廠”治理迫在眉睫

“學術造假，正在傷害我國科研信譽及國際學術話語權。”作為科研人，陳槐對此有更深切的感受。從現狀來看，無論是人才評定、職稱評聘還是學科評估、學位點申請，仍與論文、學歷、獎項、資歷掛鉤。

另一方面，強勁的論文發表需求為黑灰產業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間。以論文工廠為“產業鏈”源頭，寫手、掮客、網站、期刊形成了一套運作機制，產業規模龐大。然而在這一利益鏈條上，各個環節對應著不同的監管主體，涉及公安、市場監管、網信部門和新聞出版管理機構等，多元的監管主體難以形成有效的監管合力。因此對學術造假第三方的治理存在著較大的責任真空，使其始終處于“治而無力”的尷尬境地。

法律基礎：有初步的法律框架 但還缺乏專門立法

陳槐關注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對科研誠信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科研誠信制度建設步入快車道，初步構建起以《科學技術進步法》《高等教育法》《學位法》為統領，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條例》等行政法規為依托，以大量政府規章和行政規范性文件為補充，預防和懲治并舉，自律與監督并重的科研誠信管理制度體系。

“我國預防和懲治學術不端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但是我國科研誠信的立法還缺乏國家法律層面或者至少是行政法規層面的專門立法。”陳槐認為，現有政策法規往往指導性大于可操作性，大部分局限于具體領域或具體環節，彼此之間缺乏銜接協調，導致科研誠信管理工作落地與推進困難。責任分配方面，現有政策法規法律責任不夠統一，機制不夠合理，尚未實現歸責的多元化和精細化，使得對學術不端的懲處存在較多漏洞，進而滋生了造假者的僥幸心理。責任追究方面，當前主要強調個人責任，科研單位的主體責任沒有壓實，單位為避免事態擴大造成負面影響，往往采用內部從輕處理，不同單位間處理結果差異性也較大。立法的缺失成為學術不端行為防治困境的關鍵因素。

建議：推進科研誠信立法進程 切斷論文 “黑灰產業鏈”

對此，陳槐建議，應借鑒國際國家專門法律和專職授權管理相結合的“強司法規制型”等模式，針對當前我國科研誠信立法分散、調整范圍各異的情況，制定一部基礎性、統領性的法律規范對我國學術不端行為進行治理。加大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懲戒力度，提高學術不端行為的違法成本，構建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等多元化、多維度的法律責任體系。

同時，要嚴肅對“論文工廠”等第三方機構進行法律懲治，將學術論文買賣主體雙方納入征信系統。明確商業性代寫論文機構為非法機構、商業性代寫論文行為為非法行為。將論文買賣雙方主體的行為性質視為欺詐，采用現有關于欺詐的法律條文進行處罰，同時結合現行征信系統，上傳其違法信息。將學術不端行為與其他造假行為一樣入“罪”，切實落實監管和執法主體，嚴肅處理和打擊組織買賣、代寫論文，以及以“潤色、修改、翻譯”等為名的學術不端行為，切斷論文交易“產業鏈”源頭。

此外還應“破”“立”同步，健全評估體系，持續推進和完善科研人才分類評價制度。堅持分類評價，不把論文、專利、榮譽性頭銜、承擔項目、獲獎等情況作為限制性條件，防止簡單量化、重數量輕質量、“一刀切”等傾向。綜合考慮學歷、工齡、教學與臨床、科研獲獎、實質貢獻、科學傳播、社會影響等因素進行合理評價，破除“以論文論英雄”的評價機制，從根本防范科研工作者迫于職稱晉升、業績提升等產生學術不端行為。（來源：封面新聞，記者：賴芳杰）

周源委員：借鑒“楓橋經驗”多元共治網絡盜版

“盜版行為侵蝕原創者權益、擾亂市場秩序、阻礙文化創新，已成為制約數字經濟發展的頑疾。”全國政協委員、知乎創始人周源分析認為，現行治理體系中存在取證難、維權慢、懲戒弱、意識薄等短板。

“盜版行為本質上是一種利益驅動的市場行為，單純靠監管部門的約束是不夠的。可以借鑒‘楓橋經驗’中依靠群眾、預防為主、源頭治理、多元協作等理念，構建以版權監管為主導、多平臺協同共治、全社會參與的盜版治理體系。”周源建議，版權治理從政府監管向社會多元共治升級，發動最廣泛的力量。“這也是將市場問題最大程度交由市場解決，化解公共資源占用。”周源說。

在具體操作層面，他也給出了建議，可以由國家版權管理部門牽頭，聯合內容生產、分發、社交媒體、電商平臺、網盤及技術服務機構，建立常態化協作機制，明確當權利人在社交媒體、電商平臺或云存儲空間發現侵權行為時，可通過統一接口向協作平臺提交初步證據，觸發平臺方的技術核查義務；涉事傳播主體應在限定時間內啟動侵權判定程序，切斷傳播路徑，并及時將信息傳遞至協作平臺；協作平臺接收到來自各方明確的盜版線索之后，應當展開全網篩查，對實施盜版的主體或個人采取封禁賬號、凍結資產、固定證據等一系列措施，并及時將信息傳遞至監管部門作為立案依據。“這種多方協同的‘技術+機制’創新，既能降低權利人的舉證成本、縮短維權周期，又能為行政執法提供符合司法認定的證據鏈條，最終形成‘侵權發現-證據固定-快速處置’的閉環治理體系，推動版權保護從被動應對向主動預防轉型。”周源補充說。

周源也談到，“楓橋經驗”是依托群眾開展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還應通過普法教育，筑牢全民版權意識防線。此外，還應加大盜版行為的司法懲戒力度，通過提升違法成本來增強法律威懾力。（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記者：武紅利）

張毅委員：建議對領軍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低于成本價銷售進行嚴格執法

“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整治‘內卷式競爭’，說明‘內卷式競爭’對企業和行業的不利影響是方方面面的”，全國兩會即將開幕，全國政協委員、金杜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毅接受采訪時表示，反對內卷式競爭是他今年的建議之一。

經過多方調研，張毅梳理出“內卷式競爭”的三類表現，“一是領軍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低于成本價銷售；二是鏈主企業卷鏈上企業；三是電商平臺低價競爭。”

在張毅看來，上述“內卷式競爭”的行為不僅使得企業難以積累創新能力，也阻礙了行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讓整個市場陷入低價競爭的惡性循環。

2月25日，市場監管總局召開部分企業公平競爭座談會，天合光能、晶澳科技、隆基綠能、阿里集團、京東集團、北汽集團、奔馳集團等7家企業有關負責人圍繞整治“內卷式”競爭展開交流。在業內人士看來，此次參會的7家企業，所涉領域橫跨電商、汽車、光伏等行業，這些行業多被認為“內卷式”競爭較為突出。

汽車行業中，價格戰導致汽車行業利潤空間不斷被壓縮。光伏行業中，技術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企業往往在產能上進行競爭，加劇了供需失衡。由于缺乏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低成本的技術模仿甚至技術剽竊現象嚴重，導致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積極性。

“領軍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低于成本價銷售，是一種擾亂市場公平競爭的行為。針對這類行為，我的建議是要嚴格執法，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以及《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等法律法規，強化公平競爭；從市場監督部門的角度來講，應該從重點領域、龍頭企業出發，加強執法監督和合規引導。”張毅稱。

除了行業領軍企業帶頭“內卷”外，鏈主企業“卷”鏈上企業的現象也值得關注。“典型的表現是鏈主企業要求供應商大幅降價或者不合理拖欠賬款等，這都會導致鏈上企業產生生產經營的風險。”張毅稱。

“鏈主”企業是產業鏈主導企業的簡稱，通常是指在整個產業鏈中占據優勢地位、對整個產業鏈大部分企業的資源和應用具有較強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力，對整個產業鏈的價值實現予以高度關注，且肩負著提升整個產業鏈績效重任的核心企業。

在張毅看來，中國工業門類齊全，產業鏈、供應鏈完整是競爭優勢，當產業鏈出現問題時，鏈主企業需要去規范它，如鏈主企業向上打開市場空間，然后把發展空間、資源收益向下分配給鏈上企業，而不能利用優勢地位去擠壓鏈上企業的生存空間。

針對“鏈主企業‘卷’鏈上企業”情況，張毅建議完善以信用為基礎的制度性建設，形成不能卷、不愿卷、不敢卷的機制。“如將此類競爭中的明顯違法行為納入企業信用評級體系。信用評級對企業的融資、發債、招投標等經濟活動至關重要，若因內卷式競爭被扣分，將直接影響企業的資本運作，從而在經濟底層邏輯上約束企業行為。”張毅向南都記者表示。

“第三類內卷式競爭就是電商平臺里面的低價競爭，導致東西越來越便宜但質量越來越差，當大眾消費開始一味地追求低價，自然會影響商家的產品迭代升級，也不利于提振消費。”張毅稱，電商平臺階段性的促銷是合理的，但長期強調低價肯定是不合理，明顯是為了擠占競爭對手。

“事實上，《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以及《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里都有很明確的規定，只不過一般的人不了解，所以覺得卷是一個常態，是正常的現象。”張毅稱，這種“唯低價論”的風氣需要扭轉。

針對電商平臺“唯低價論”的競爭模式，張毅認為，應進一步強化平臺責任，平臺應充分應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標記等技術，通過綜合分析及時發現異常問題。若平臺強化自身責任，可有效抑制內卷式競爭。

此外，張毅建議，針對上述三類內卷式競爭，檢察機關可以通過公益訴訟、公益檢察，抓取典型案例，既能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又能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來源：南方都市報）

郭御風委員：切實實施有效措施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減少市場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

全國政協委員、飛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郭御風告訴記者，盡管近年來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迅速，但仍面臨一些嚴峻的挑戰。

對此，郭御風希望，一是強化合作，加速推進自主可控算力芯片研發，開發兼容國際主流生態的AI軟件棧，同時構建開放、共享的高質量數據集，推動數據標準化和規范化，為AI訓練提供可靠基礎。

二是夯實拓展應用場景，加快“人工智能+”產業落地。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單體應用場景和用戶規模，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因此，應深入挖掘各行業的真實需求，結合復雜場景構建多模態行業大模型，推動大模型技術賦能行業智能化。同時，通過打造標桿應用、試點項目等方式，逐步推廣成熟方案，引領行業應用走深向實。

三是倡導公平、高效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產業健康發展。要貫徹落實政府工作報告精神，切實實施有效措施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減少市場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相關部門應加大執行和監督力度，推動形成良性競爭態勢。同時，推動人工智能公共數據等資源的開放共享，鼓勵大企業開放技術平臺，形成“以大促小”的產業發展格局。

四是進一步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優化創新機制。要營造和優化有利于科技創新的環境和氛圍，發揮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作用。通過建立產學研深度結合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發揮央企、國企在關鍵領域中的引領作用，同時優化國家科研項目管理機制，讓承研單位能夠輕裝上陣，聚焦項目成效。（來源：證券日報，記者：杜雨萌）

郁瑞芬委員：規范電商壟斷經營行為 促進消費商業生態健康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來伊份總裁郁瑞芬針對電商壟斷經營進行了提案，在《關于規范電商壟斷經營行為促進消費商業生態健康發展的建議》的提案中，她認為，與自然生態系統一樣，消費商業生態系統中的各環節相互依存，當前，電商壟斷經營行為正破壞消費商業生態平衡，對零售業和餐飲服務業的影響尤為突出。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11月全國網上零售額14萬億元，增長7.4%。網絡服務消費增長較快，增速18.3%，其中在線餐飲、在線旅游增長48.2%、18.2%。

郁瑞芬表示，規范電商壟斷經營行為將更有利于激發消費活力，推動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為此，郁瑞芬提議，強化監管執法，推動電商平臺企業自律，促進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融合，全面保障消費者權益。（來源：時代周報，記者：孫藝格）

林龍安委員：強化數據安全和知識產權保護，推動粵港澳大灣區“AI+跨境電商”

全國政協委員、大灣區進出口商業總會會長林龍安在今年“兩會”帶來的提案正是《關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AI+跨境電商”》。“AI+跨境電商”是林龍安的思考方向，他表示：“AI大模型的不斷突破，為我國跨境電商行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變革，成為推動產業升級和數字化發展的重要力量。”

據了解，目前，一些跨境電商企業已接入DeepSeek模型，全面升級公司已有的智能化解決方案。AI不僅能與客戶進行溝通、實現多語言跨文化交流，還可以精準捕捉客戶，推送商品、追蹤訂單，已經成為了外貿領域得力的“生意助手”。

作為大灣區進出口商業總會會長，林龍安深感要利用AI技術為粵港澳大灣區跨境電商賦能。他在提案中建議：“依托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打造‘AI+跨境電商’產業創新基地和專業園區，推動產業集聚發展。”

在政策方面，林龍安建議，制定出臺針對“AI+跨境電商”融合發展的專項政策，對技術創新、應用開發、平臺建設和企業應用等提供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和金融支持。通過政策引導，降低企業技術應用門檻，推動傳統外貿企業數字化轉型。

同時，林龍安建議，開展大灣區跨境電商行業AI大模型應用示范項目建設，探索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跨境電商應用模式和解決方案，為全國“AI+跨境電商”融合發展樹立行業標桿，增強大灣區“跨境電商+產業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懂AI和外貿的復合型人才也必不可缺。林龍安建言，鼓勵粵港澳三地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等聯合申報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促進人才交流與合作。

此外，在利用AI技術的過程中，還應強化數據安全和知識產權保護，保障產業健康發展。對此，林龍安建議，支持在“AI+跨境電商”領域加快推動實現粵港澳三地數據協同與流動規則機制聯通。同時，在大灣區試點“AI+跨境電商”專利快速審查通道，建立AI知識產權維權中心，打擊仿冒商品與算法侵權；鼓勵企業通過區塊鏈技術存證原創內容與AI生成成果，明確知識產權歸屬規則，為產業創新發展提供堅實的法律和技術保障。（來源：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徐倩）

李孝軒委員：建議加快推進人工智能等新業態立法修法步伐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委員、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副會長李孝軒建議強化AI亂象綜合治理：

將AI濫用納入非傳統安全問題加以應對，加快建立突發事件虛假信息應急處置機制。

加大源頭治理，壓實AI平臺對源頭素材的審查責任。

建議加快推進人工智能等新業態立法修法步伐。

對AI違法犯罪形成有力震懾，對AI違法犯罪從快從重予以打擊。

加快提升 AI 綜合治理水平，加快研發反AI詐騙技術、虛假AI信息識別技術，加大技術偵查人員培養，政府、企業、社會等加強協同，明確監管邊界和主體責任。（來源：央視網）

安庭委員：應系統性保存地方“老品種”種子、基因材料和相關數據

在全國兩會召開之際，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安庭介紹，今年全國兩會自己重點關注了農作物“老品種”的保護與開發等相關領域。在安庭看來，老品種具有豐富的生態適應性、獨特的營養價值和文化價值，對于提升農業產業化水平、推動綠色發展、發展特色農產品以及促進農民增收等方面都具有顯著的潛力。

農作物“老品種”指的是那些歷史悠久，且長期在某一特定地區種植或繁育的傳統作物品種。它們通常在特定區域內栽培或存在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具有獨特的地域性和歷史文化背景。具備較強的適應性，能夠適應特定地區的氣候、土壤和生態環境。

去年，安庭跟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農業和農村委員會調研了多個省份。安庭認為，隨著商品化、市場化浪潮的興起，現代農業經歷了巨大的變革。引入現代品種、重型機械化、規模化經營以及化肥和農藥的廣泛應用，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能力。然而，這種以少數作物和品種為特征的集約化生產方式，導致地方獨特作物品種的急劇減少，甚至面臨滅絕的威脅。

老品種往往具有獨特的口感、色澤、營養成分等特點，經過保護和開發，可以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農產品，不僅能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也為農民開辟了新的市場機會。比如，某些老品種的稻米、蔬菜或水果等可以通過品牌化、市場化的手段進入高端市場，獲得較高的溢價，從而直接促進農民增收。此外，保護和開發農作物老品種還有助于促進農業產業的集群化發展，特別是在縣域地方特色農業方面。

安庭還認為，農作物“老品種”的定義更多側重于其歷史、地域性、適應性及文化價值，而不僅僅是簡單的農業產量或市場占有率。保護和開發這些品種，不僅能豐富農業多樣性，促進生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也能幫助鄉村地區打造獨特的農業品牌，推動縣域經濟的振興。

安庭表示，我國許多地方特色老品種的適應性強、抗逆性好、品質優良，攜帶大量優異基因，是支撐育種創新和產業開發的重要基礎。在推動農業生產和滿足人民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極大的發掘潛力與深厚的歷史內涵，對于未來育種和促進餐飲、農旅、食品等消費具有重要意義，對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推進鄉村振興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針對農作物老品種的保護與利用，安庭建議，應完善我國種質資源保存體系。加強基層種子庫（圃）建設能力，多層次、系統性保存地方“老品種”的種子、基因材料和相關數據，完善基層種植養殖戶通過庫（圃）利用、交換、保存的體制機制。

他認為，應鼓勵農業科研機構、高校與縣域各級政府合作，開展地方農作物“老品種”的開發和利用，形成產學研結合的模式，不斷開發出具有縣域地方特色的農產品。推動建立我國農作物“老品種”的獎勵補償機制，促進種植養殖戶的積極性。完善對我國農作物“老品種”的認證機制。防止偽劣產品混入市場，保護消費者權益和縣域地方“老品種”的聲譽。

此外，安庭還建議，要助力開發消費市場，配套“一攬子”政策工具包，將縣域農作物“老品種”的保護利用與餐飲、醫藥、文旅等消費市場高度結合，使之成為我國消費市場的“活水源頭”，更成為農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要大力實施公益傳播，增強社會層面對農作物“老品種”的認知。（來源：新黃河，記者：王立奎）

司徒國海委員：需要為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配備專業的成果轉化人才和資源

科技成果如何賦能產業，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激光技術研究所有限公司總經理司徒國海持續關注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話題。據悉，司徒國海長期從事人工智能與光學成像交叉領域的研究工作。前年兩會上，他就帶來了如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培育技術要素市場的提案。今年的兩會上，他再次將目光聚焦在創新鏈和產業鏈之間的有效對接。

“將創新端產生的成果落實到產業端，中間轉化還存在很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對接項目經理人，如何找到市場，怎么進行產品定義……后續還要有很多的投入。”司徒國海非常欣喜地看到，近年來國家知識產權局對此推出相關方案，為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轉化工作起到了推動作用。他認為，各高校、科研院所對專利產業化潛力進行初步判斷之后，在后續推進工作中，還需要為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配備專業的成果轉化人才和資源。

“因為成果轉化是一件非常專業的事情，相關成果是否具有轉化可能性？將來產業化規模有多大，有哪些轉化路徑，大部分老師不一定具備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希望后續有一系列的舉措能推動成果轉化落地。”司徒國海表示。（來源：科技日報，記者：王春、侯樹文）